本文目录一览：
- 1、过度娱乐化现象的分析与思考800字作文
- 2、HUD导航和车载导航各有什么优劣？
- 3、电视娱乐节目适合青少年观看吗？求解
- 4、找人分析一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性”
- 5、在现代社会，个人如何避免娱乐至死？
过度娱乐化现象的分析与思考800字作文
国内各大卫视的真人秀竞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7月22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对一些真人秀节目进行引导和调控，要坚决抵制这类节目的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虽然没有特别具体的强制性措施，但如同以往一样，总局每一次管理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业界和观众的共同关注。新一轮的调控之下，真人秀节目到底怎么走?
综艺节目在拼什么
“有些节目既不攀登正能量的高峰也不触碰负能量的底线，‘有意思’但没意义，收视率虽高但缺少价值引领，有的甚至传播错误价值观或流于低俗，引起舆论批评。”虽然没有明确所指，但《通知》中的这段表述也明显并非无的之矢，让许多人感到颇有余味。
2012年，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好声音》点燃了真人秀节目的市场。在此之前，卫视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新闻节目和电视剧方面，但客观来看，这两方面的竞争实际上都是有平台先天决定的资源优劣之分的，而以真人秀为代表的综艺节目自然就成了一个新的切入口。《中国好声音》在当年创下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奇迹，让几乎所有卫视都成为“综艺立台”的拥趸者。
《中国好声音》带来的，还有整个社会对“模式节目”这一专业概念的认识：它既包含固有的、统一不变的元素，又包含每期节目中的特定元素，是一个可以在异地、多次“再实现”的配方。2013年，国内节目模式引进出现“井喷”。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大卫视列出了至少30多项节目模式引进计划，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窝蜂”式的引进节目带来的恶性竞争。
近年来，针对以真人秀为代表的综艺节目出现的乱象，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多次出台“限娱令”。虽然这些政策对当时的乱象发挥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促进了国内综艺节目制作水准的提升，但此次《通知》的出台显然说明，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过度依赖引进、同类节目撞车、抄袭、“靠明星博收视”……业内人士分析，这种恶性竞争的出现，反映出其背后商业逻辑强大的驱动力，同时也体现出电视台盈利方式单一为其造就的尴尬处境。
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抵制电视真人秀传播错误的价值观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抵制电视真人秀传播错误的价值观
“作为市场主体的电视台必须做到在经济上自负盈亏，对于国内的电视台来说，与收视率挂钩的广告收入是其最主要的盈利方式，因此，电视台都在追求收视率。过去，电视剧是收视率的保障，卫视就‘一窝蜂’买剧，现在，真人秀节目成了拉动收视率的主力，它自然就成了各家卫视追捧的对象。但是，国内电视台本身具有的公共媒体属性显然更重要，一旦这种属性被忽视，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带来的主流价值观缺失，影响是恶劣和深远的。”一位业内人士说。
不靠引进应靠什么
实际上，只要真人秀节目在内容和方式上实现对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同样能对社会发展起到正向积极的作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当前收视率高的真人秀节目绝大部分都依靠引进?国内电视节目的创新能力到底体现在哪里?
几年前，一位业内人士就曾向记者讲述他在海外电视节目上的见闻：“中国人好像走到哪里都是买买买，不仅是买包买表买黄金，综艺节目也是打批发，甚至还出现了在海外市场上中国公司之间因为竞争哄抬节目价格的现象。”
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认为，相对于欧美等电视产业较发达的国家，中国的电视节目制作行业起步较晚。在发展程度上，欧美国家的节目制作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每个工序都实现了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化，而国内电视节目制作两三年前才从小作坊式的模式起步，这是国内电视节目创新和制作水平较低的根本原因。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落后模仿先进、从引进到创新，是任何一个行业都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律，电视制作行业也不例外。“过去几年，韩国的电视工业也是从较低水平开始起步，向欧美电视工业学习。在引进欧美节目的过程中，韩国电视行业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培育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电视人，从而使韩国电视工业一跃而起。因此，主管部门也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给中国电视行业更多的耐心。”
但是，在引进节目的过程中学习并不等于简单的模仿和抄袭。比如，韩国老牌综艺节目《无限挑战》在卖给中央电视台后，类似“挑战”的节目就大量涌现;某档明星旅行类节目火了以后，就引来了各种明星旅行;《爸爸去哪儿》火了以后，观众又开始看到各种“爸爸”……
业内人士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电视节目市场不够规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引进的节目未经本土化改造。
“在其他国家播出效果好的节目，并不意味着到了国内也会获得相应的效果。节目的本土化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这其中，适应国内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观众的观赏习惯是最重要的。”刘熙晨说，不进行本土化的结果必然是节目被市场淘汰掉，前两年曾红极一时的 “跳水”类节目就是一个例子。
也正因如此，《通知》指出，电视台对引进节目模式要适度控制数量，要避免过度集中在某一地区或国家，要对引进节目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摆脱对境外节目模式的依赖心理，纠正“一窝蜂”式的盲目引进，对于以合作方式变相引进的现象要坚决治理。相互抄袭体现的是创新意识上的懒惰，如果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电视行业的水平将难以提高。说到底，引进节目只是中国电视工业发展的第一个环节，真正的发展还要靠中国电视人的自主创新。
不看明星该看什么
近两年来的真人秀节目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明星正在成为绝对的主角。哪个节目请的明星越多、越大牌，就意味着哪个节目的收视率越高、市场效益越好，这种“靠明星博收视”的思维几乎成了卫视之间竞争的潜在逻辑。
HUD导航和车载导航各有什么优劣？
HUD 导航即抬头显导航，这个会让驾驶员驾驶时更加安全和好辨识，而且科技感很强，不过这个价格也会高一些，一般只在豪华车上面，别的车也是可以后期加装的。
电视娱乐节目适合青少年观看吗？求解
为何家长明知对孩子不好但不敢直接禁止 虽然对女儿看电视限制得非常严格，杨女士却对自己的做法也充满疑虑。“虽然限制孩子看电视是出于保护她，但我也担心这会阻碍了她对社会的了解，禁锢了她的想法，压抑了她的个性，甚至在她逐渐长大后产生叛逆心理。” 杨女士的担心并非特例。此次调查发现，虽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电视娱乐节目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居多”，但50.3%的人表示“不会禁止”孩子看这些娱乐节目，仅30.3%的人表示“会直接禁止”。 孙云晓指出，直接禁止孩子收看一些娱乐节目，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容易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青少年也有娱乐的需要，因为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应该一半时间娱乐休闲，一半时间深刻思考。“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着明显的娱乐过度化倾向。” 为什么会娱乐化过度？孙云晓认为存在两点原因：首先，沉重的课业负担让一些孩子筋疲力尽，于是就只想着娱乐，不想再去思考了；其次，无论是当前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能够提供给青少年深刻思考的东西太少，甚至有些表面、虚假化的教学活动引起了学生对现行教育的厌恶。“但从与青少年近十年来的交流经验来看，其实他们很愿意讨论一些深刻严肃的话题，只是现实中这样的平台太少了。所以这并不是学生错了，而是我们的教育错了。” 父母应该成为孩子精神世界的引领者 在受娱乐文化冲击的青少年教育中，到底谁应发挥重要作用？70.9%的受访者选择“娱乐节目制作者与传播者”，另有65.5%的人选择“父母”，51.4%的人选择“学校和老师”。 “媒体应该具有社会良知，不能一味地为追求收视率制造娱乐垃圾，养成青少年低俗的文化品位。”黄洪基认为，如果许多媒体把珍贵的版面和播出时段都用来报道明星八卦和绯闻，难免就会误导青少年。 黄洪基指出，在学校教育越来越流水化作业的今天，亲子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巨大。所以，父母应多利用业余时间，和孩子一起看这些娱乐节目，并且在看的过程中适当点评，告诉孩子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高雅的，从而在与孩子的密切交流和坦诚中引导孩子。“父母应该关心孩子智力知识上的发展，但更应该重视孩子德育教育与人文素质方面的培养。父母应成为孩子精神世界的引领者。” 孙云晓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说教式教育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步伐了。现在的青少年更喜欢有思想交锋的教育形式，并能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比如进行模拟联合国大赛、辩论赛和社会调查等。所以，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让青少年更能以主人的姿态自己去探索、实践和思考。 面对五花八门的娱乐节目，在黄洪基看来，学校和老师的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孩子理性判断这些节目优劣的能力。
找人分析一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性”
传媒娱乐化与大众文化(1)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2007年02月07日
一、研究背景
“周瑜帅不帅，孔明会唱卡拉OK，关羽是爱神。”易中天用如此“嬉皮”的现代语言来论三国英雄，其鲜明的个性再加上大众传媒的特性，短时间内就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易中天热。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传媒的娱乐化功能与大众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创新的结果。
麦克唐纳曾说过：“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①对大众文化的生产者来说，逗乐是一个基本目标。而对普通大众来说，找乐则是文化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娱乐功能是时弱时强的。但进入消费社会以来，传媒就逐渐步入了一个其娱乐功能中心化的时代。这种娱乐功能被中心化与消费社会的背景息息相关：在消费社会，大众不仅消费物质产品，而且文化也成为消费品，大众对于文化消费的欲望有时甚至超过了物质消费的欲望。这种文化消费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以个体性的欲望为内在基础，以吃喝玩、健康、旅游为外在表现形态的娱乐化倾向。这种文化消费的潮流中，娱乐文化应运而生，而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之所以能被中心化，也适应了消费社会里人们对于娱乐消费的需要。于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媒开始出现了一种娱乐化浪潮。②伴随着这股浪潮，传媒娱乐化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传媒娱乐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传媒对娱乐化的追求就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而代表着大众文化的那些学者，由于大众传媒因此也成为明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有人也许要问，20世纪80年代在电视上进行英语教学的胡文仲为什么没有成为电视明星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人追捧呢，其中的原因在于当年胡教授教授的是舶来文化，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而现在易教授教授的则是本土文化，是受众耳闻目睹的东西，是受众可以作为谈资的材料，所以大众传媒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造就明星的。要认识易中天热现象背后的原因，首先就得对于传媒娱乐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传媒娱乐化涵义
李良荣指出，传媒的娱乐化“指报纸电台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版面)受到挤压，而且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新闻越来越多，连严肃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③林晖认为，在消费逻辑引导下的传媒娱乐化倾向表现为：“最初是纯娱乐消闲的娱乐性节目和内容的大幅上升，最终则发展到把距离娱乐性最远的那部分媒介内容———新闻，向娱乐强行拉近，使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④易中天现象是把严肃古典的历史，通过大众传媒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造的一种大众文化，为大众提供了另外一种娱乐的途径。
实际上娱乐本身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但来自大众传媒的娱乐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人类早期的娱乐活动多数为仪式、信仰服务，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渐进，为人类取得单纯的娱乐提供了闲暇。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文娱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和支持，并繁荣以至成熟。起初，阅读为个体提供了娱乐；而戏剧、音乐会等由于传播限制，还仅为部分人享用。当声音和图像记录传送技术发明之后，人们可以足不出户看戏剧、音乐会、运动会……。受众现在可以享受到过去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享有的权利：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看一流的艺人演出。
因为传播媒介的作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可供享用的娱乐信息。赖特早已指出，传播在社会中的第四种功能即提供娱乐、消遣以及放松的途径，消除社会紧张感。在繁荣的工业社会，受众对快乐的追求似乎尤其要求媒体要足够“娱乐”，传媒内容的制作者由此面临严峻的挑战。市场分析师和传媒研究学者都倾向于认同“娱乐时代”已经降临，并且，“是娱乐，迅速地成为了推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车轮。”(5)传媒娱乐的商业动机也许的确推动了娱乐实践民主化，但也引起了娱乐的某种标准化。我们常说大众文化、大众娱乐，它们一旦形成便强制一种行为模式，几乎不给个人表态留有余地。不难发现，我们的媒体积极地定义着“娱乐”———各种传媒调查往往只热衷于找出受众作为传媒消费者对特定形式的兴趣而不考察娱乐的基本要素；各种以娱乐冠名的节目从他们自己对娱乐的臆想和对市场的觊觎出发，用大量满足受众低层次精神需求的内容，把一个“成型”的娱乐呈现在受众面前，建构他们所谓的“娱乐”框架。在受众心理、市场竞争、官方政策和道德标准的综合影响下，一段时间以后，一些参与竞争的框架被淘汰，直到剩下一个主导框架。尽管它会一直受到挑战和修改，然而主导框架一旦确定，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作为后续传媒提供娱乐信息的一个价值评估的结构标准。
大众传媒使娱乐实践标准化、统一化，因而成为对个人娱乐选择的一种干涉，大众传媒组织将为每个人事先设想的娱乐预先消化，然后进行传媒内容生产。这与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的表示有矛盾，也与娱乐的个性化精神相违背。
可以说，大众传媒存在一种操控、管理娱乐的倾向。这也许是我国多数学者对“传媒娱乐化”深感忧虑的根本原因———他们担心的不是我们的传媒真的“娱乐”化了，而是害怕当娱乐与文化工业相结合、文化生产与经济利润相一致的时候，传媒娱乐很可能在市场机制的操纵下成为一种新的霸权———娱乐霸权。就像易中天在讲坛上一品三国，便品出粉丝无数，也让《品三国》的版权在拍卖声中得到140万的高价。它将平均化的文化趣味作为主流的甚至是唯一的文化趣味，迎合的是受众“最低层次的心理需求”，排斥包括精英文化、边缘文化等的所有其他非平均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需求，以娱乐名义施行一种一元化专制，其结果是我们可能“娱乐至死”。(6) （未完。续文见“相关稿件”）
在现代社会，个人如何避免娱乐至死？
让自己忙起来，没有办法去玩游戏，慢慢的就淡化了，最后删掉游戏。去年前半年超级迷恋王者荣耀，每天可以玩好几个小时，中午吃完饭（一半十二点开始玩）玩到俩点半，晚上再从九点多开始玩到十一点多，这是日常操作，不包括临时增加游戏时常。感觉每天不玩一会儿都会觉得可不自在。暑假的时候去辅导班体验生活，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八点下班，然后备课。期间基本没有碰手机的机会，每天都是超级累，晚上到宿舍后躺下就睡，慢慢的慢慢感觉游戏瘾也没那么重，淡化后就直接把游戏删了，现在我的手机里已经没有了这款游戏的踪迹。